泰州，地處江蘇腹地，是里下河的門戶，商賈集聚的經濟文化中心，有富庶安逸的人居環(huán)境，為歷史上少有天災人禍的太平之州。在“昆曲發(fā)源地”、“歌吹揚州”等江蘇大的文化氛圍中，與“十年一覺揚州夢”、“玉人何處教吹簫”那流動的張揚的名城文化有所區(qū)別的是它兼收并蓄、厚積薄發(fā)形成自己的植根鄉(xiāng)土傳承穩(wěn)定并不顯擺的文化特色和文化魅力。音樂，當然也不例外。

　　泰州自古音樂之風盛行。道教的傳承可追溯到漢代。在清代，就像《紅樓夢》賈府那樣，俞(錦泉)氏家族在城北“俞家花園”舊址就曾蓄養(yǎng)過規(guī)模較大的昆曲家班，并曾配合孔尚任在泰州(任內)寫作并演習他著名的《桃花扇》(這樣的家班在泰州還不止一家)。近代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先生家族的藝術之根也在泰州，并且以這里為起點逐步走向京城，走向世界。

　　祭神、祭孔、祭祖、尊重禮儀是泰州人執(zhí)著而淳樸的民俗民風，泰州民間音樂正是在這些民俗民風中形成一種和諧莊嚴的禮與樂的結合，一種特有的音樂文化和音樂魅力。泰州文史研究學者朱學純老先生就有一篇關于泰州祭祀文化的專著并詳盡地描述了其中的音樂活動。

　　這些，也應該說是泰州民間音樂能世代保留傳承不衰的經濟基礎和文化氛圍。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泰州還保留專門音樂經營的“樂坊”及眾多的樂工世家，并保留有世代相傳的音樂經營“執(zhí)照”——音樂“坊契”。樂工紀氏家族因其人多勢重在泰州樂界就有“紀半朝”(半個朝廷，半壁江山)之稱，為穩(wěn)定事業(yè)的傳承并顧及家計溫飽小康。紀氏從老祖宗起就開辟有家族的“第二職業(yè)”——理發(fā)，紀氏家族的理發(fā)店都會有“吹拉彈唱”(并在理發(fā)業(yè)蔚成風氣)，以現代的時髦說就是城市社會的音樂“沙龍”。

　　新中國成立前夕，泰州民間音樂的從業(yè)人員(樂工加道教)其人數、整體素質、技藝、傳承的曲目等起碼說在江蘇是一流的。解放戰(zhàn)爭時期，泰州的民間音樂人曾自發(fā)組織“國樂大隊”聲勢壯觀地歡送大軍渡江南下。這也是泰州近代音樂史上的盛舉。

　　新中國成立后，泰州民間音樂曾受到國家、省、市政府文化部門的高度重視并成立了泰州國樂隊(二十世紀50年代后期又發(fā)展為泰州業(yè)余樂團)，多次對泰州民間音樂挖掘采風錄音，有關上級部門還專撥工作獎勵資金，幾乎在蘇南采風瞎子阿炳的同時代將泰州民間樂工紀竹選調北京，成為新中國中央廣播事業(yè)局民族管弦樂團的第一任也是第一位嗩吶演奏音樂人。50年代江蘇省工農業(yè)余文工團的百人樂隊曾以泰州民間音樂的曲目和音樂人為骨干參加華東地區(qū)的會演并訪問上海交流、拍電影，接待外賓演出。50年代末為普及文化藝術教育建立采風基地，國家曾在揚州辦過“揚州文化藝術學校”，著名音樂家馬可、谷建芬等當年均曾來此任教，其中馬可先生對泰州民間音樂情有獨鐘，與泰州學員紀竹亦師亦友情甚密，特別欣賞他的嗩吶演奏，一遍一遍地錄音。

　　泰州民間音樂地處“吳頭楚尾”南北交接。它融會了江南絲竹的清秀柔美與北方吹打的粗獷雄渾，在配器上既有絲竹管弦，又有嗩吶打擊，在泰州民間音樂中也有單純的鑼鼓(打擊樂)曲如《風吹雪》大小《十番》等。用現代音樂做一個通俗的比喻，如果說江南絲竹是輕音樂的話，那么泰州民間音樂就是交響樂，如《傍妝臺》、《將軍令》等演奏已達到“氣勢磅礴”的地步。

　　泰州民間音樂的傳承正宗規(guī)范，曲目廣泛完整，其曲目的來源為民歌、小調、民間曲牌、京昆曲牌、昆曲套曲等，曲牌中不少為全國流行，用老藝人們的話說就是“通江”、“通�！�，在與外界的交流中音腔吻合，板眼不差，而其它一些如《傍妝臺》、《西板》及與《到春來》配套的系列曲《到夏來》、《到秋來》、《到冬來》等多種曲目在外地已不見流傳。泰州民間音樂演奏昆曲的套曲也是一大特色，江蘇廣播電臺20世紀50年代曾專程到泰州錄制過《昭君和番》、《回營打圍》等。

　　泰州民間音樂人(包括道教音樂人)世代相傳，大多技藝精良，他們從七八歲開始練習打擊繼而管弦，暑練三伏寒練三九，冬天他們將手浸到冰水里凍僵了再練，練熱了再凍，反復不輟。他們所受的音樂教育大多為口傳心授，銘刻到自己的“板油”(脂肪)上、心田里，因此他們的演奏不計較環(huán)境，無需樂譜，成曲在胸，駕輕就熟，以不同的定弦、調式在基本曲調板眼的框架下自由馳騁，游龍戲水般形成他們特有的和聲和弦，高低抑揚，婉轉纏綿。泰州民間音樂的配器除江南絲竹常用的笙、簫、管、笛、琵琶、三弦外，還有北方常用的板胡、嗩吶。常用打擊樂里有“星”(碰鈴)、“汪”(圓形平面小小鑼)、“釵”(薄皮釵)、鑼、鼓等(其中“汪”、“釵”與京劇武場中的小鑼、鈸有很大區(qū)別，要溫和得多)。“星”和“汪”也是樂工們小時候開蒙并掙得第一桶“金”的執(zhí)業(yè)樂器。泰州嗩吶的吹奏不鼓腮，其哨口制作的考究國內罕見，弧圓中厚薄變化、看上去像一件小藝術品，這是在著名樂器廠行出售以及中央電視臺戲曲頻道嗩吶教授所展示的哨口所無法比擬的，泰州嗩吶哨口吹奏的音色純正，不發(fā)啞，不打漂。

　　泰州民間音樂是在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文化氛圍、民風民俗中得以保留傳承的，在當前國家保護挖掘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事業(yè)中應有它特定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價值。

　　目前，社會上對泰州民間音樂的解讀有一個誤區(qū)，即是將泰州民間音樂狹隘化，宗教化，貼上“道教音樂”的標簽，而且連篇累牘以訛傳訛。當然，對道教文化的懷舊和回味是當今社會流行的一陣風潮，但如將一個民間音樂(國樂)也改頭換面重新包裝去附庸時髦，實在是以點代面有悖事實有失公允的誤導。

　　泰州道教，歷史悠久。但就“音樂”而言，顧名思義也僅限于是超度亡靈、降妖作法等宗教活動中的一段“節(jié)目”，有它特定的固有的局限性、單一性和宗教迷信色彩。從泰州民間音樂現存的眾多曲目中僅《游醉仙嬉》等個別曲目屬于道教傳承，而與泰州民間音樂強勢的總體實踐經歷相比，其音樂活動范圍、方式、內容、曲目及普及性等綜合實際都是無能相及的。事實上更多的是為了生計，道士們常常脫下道袍改頭換面參加到民間音樂活動之中……此外，即便從起碼的邏輯概念說，道教音樂也只是民間音樂的一部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泰州城市音樂及其活動的代表和主體(解放初即成立的泰州國樂隊也并不因為其中有道教人士而命名為“道教樂隊”)。

　　當今，原泰州民間音樂的定位應該是什么，鑒于中國音樂發(fā)展的現代化、多元化，再冠以“國樂”已名不副實。根據原泰州民間音樂的歷史性、地方性、民間性等筆者以為定為“泰州古民樂”或簡化為“泰州古樂”為宜。

　　泰州民間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如何？已故原泰州國樂隊隊長紀竹解放后多年曾將泰州所傳承的古民樂用簡譜記錄整理過，其中一些如《傍妝臺》、《西板》、《昭君和番》、《回營打圍》等于上世紀50年代由泰州文化館等編輯成《泰州國樂一集》、《泰州國樂二集》(市圖書館有藏本)，《昭君和番》、《回營打圍》有上世紀50年代演奏江蘇廣播電臺的錄音。紀竹1973年腦溢血中風后到1989年1月去世前近16年間，支撐著偏癱之軀，在病榻前依靠堅強的毅力將畢生演奏記錄之精要重新整理了一遍(30多曲目)，另保存有一些泰州民間音樂和昆曲的古譜、工尺譜等。

　　原國樂隊副隊長徐源(道教)是見證泰州民間音樂傳承至今健在年過九旬的職業(yè)音樂人，有深厚的器樂功底。

　　泰州市文化局退休干部肖仁為當年泰州市國樂隊的直接組織領導人之一，前幾年曾受市文化部門之托以“道教音樂”名義組織過《傍妝臺》、《西板》等曲目的排練并制作有音像光盤。

　　如今，泰州還有一些過去參加過國樂隊及泰州業(yè)余樂團受過古民樂熏陶得到老藝人們幫帶過的老樂手，以及一些有較高素質的民樂愛好者(包括地方劇團退休的樂手)。此外，還有一些原民間音樂藝人家屬等對泰州古民樂有傳承責任感的后代。

　　近來，泰州市老干部藝術團民樂隊出于對古民樂的熱愛，排練了《傍妝臺》、《西板》、《梅花三弄》(行街三六)等一些曲目，并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宣傳活動做過多場演出。

　　原泰州市政協文史辦主任李峋(已退休)對泰州民間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很關心，上下奔走，尋求各種關系影響力爭取支持，聯系演出，擴大宣傳。

　　目前，泰州市海陵文化局也以“海陵古樂”的名義積極組織挖掘整理總結申報工作。

　　泰州民間音樂在泰州人民歷史文化生活中曾占有主要的地位和廣泛的影響。自娛自樂，文人雅集，堂會“派對”，婚喪嫁娶，集會游行，祭祀迎神……無不顯示其特殊的活力與魅力。上世紀50年代在江蘇省內也曾有過它自己的輝煌。就泰州民間樂工上世紀50年代初能選調新中國中央廣播事業(yè)局民族管弦樂團成為第一任也是第一位嗩吶演奏音樂人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泰州民間音樂的實力和技藝。泰州民間音樂融會南北，規(guī)范正宗，曲目眾多，不少在外地已不見流傳，泰州這一份至今一息尚存(但又瀕臨消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具意義。希望能得到應有的重視關心、搶救保護并組織人力物力挖掘整理、傳承發(fā)揚。理所當然，這也是各級政府文化領導部門和音樂愛好者責無旁貸的職責和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