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人民日報》社在永安里蓋了一座新的宿舍樓,我們家搬去那里。如今的CBD核心區(qū)當時還是一片蘆葦蕩,只有我們孤零零的一幢樓房, 夏天的晚上總是震耳欲聾的蛙鳴伴著我們入睡的。而東大橋路在當時只是一條細細的小馬路,路西是一條柳樹溝,溝里有水,兩岸都是柳樹和密不透風的灌木叢。我們經(jīng)常鉆柳樹棵子玩,從永安里一直鉆到東大橋才見天日。
1966年,文化革命爆發(fā)了,所有的人都像沒頭蒼蠅一樣在北京的街頭亂竄,除了毛主席發(fā)布新語錄大家都會敲鑼打鼓上街去游行之外,大街上常常是空空蕩蕩的,我至今還記得夜晚走在空無一人的長安街正中間的情形。
那時北京的年輕人中有很多朋友圈子,大家騎車去頤和園,甚至騎車去香山玩。我就在那時因為朋友間傳看的手抄本小說結識了王小波,頤和園的西堤見證了我們的愛情,那里還有一個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封閉起來的小島曾被我們命名為“快樂島”。
1969之后,我離開北京,遠赴內蒙兵團,又輾轉到山西農(nóng)村,再到后來,遠渡重洋去美國留學,開始了20年與北京散多聚少的生活。但是無論我走得多么遠,北京永遠是我魂牽夢繞的故鄉(xiāng),是我永遠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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